习奥建立“私人外交”胜过其它外交举动

邱 林

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中美首脑会晤将在中国全面展示军事实力的“9·3​”大阅兵活动结束不久后举行。消息人士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9月底访问美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表示,习近平访美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希望并相信到时“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当然,崔天凯所说的“惊喜”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由于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已进行过两次“习奥会”——2013年6月美国加州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2014年11月的北京中南海会晤。本月底,习近平将正式进行国事访问,相信与奥巴马的私人关系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习近平担任国家元首后于2013年6月去过一次美国,但那次不是国事访问,那是一次非常务实的,而且是很有效率的一次。习近平首次和奥巴马展开的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当时在加州的安纳伯格庄园大概前后有1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两人只穿西装,但是不打领带,且谈笑风生。这为他们建立私人关系打下了基础。

一般来说,国与国最高领导层之间私人关系的建立,对解决彼此分歧必不可少。摆脱繁文缛节的、强调建立私人工作关系的会晤,在西方世界是通用的一种形式,这表明了西方内部国家关系之间的亲密。

例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前总统里根长达几十年的私人友谊,就使两国都获益良多,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任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即使施罗德卸任后,他也与普京分享共同的兴趣爱好。

其实,中美两国领导人彼此间都希望能够形成一种近距离的、合作式的坦诚关系。因此,习近平与奥巴马的私人关系一旦建立,在一些分歧问题上,双方就会抱着合作的愿望去解决。当然,像习奥这样的国家元首,其彼此的私人关系在两国关系发展中,特别是在国际重大事件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的确值得探讨。

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假设:一是当两国关系趋于稳定缓和状态时,两国高层领导人间密切的私人关系会推动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反之,当两国关系比较紧张,并存在重大外交分歧时,私人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会比较有限;二是相对于政府高层官员来说,国家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对国家关系更易产生重大影响。

当两国存在深层次的不信任时,由于误判可能造成的国际冲突风险也随之上升,尽管刻意培养国家高层领导人之间私交的方法只是传统外交手段的一种补充,但个人互信毕竟提供了一条额外的沟通渠道,可能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改善提供更多的机会。只是如何发挥个人魅力,通过各种暗示和引导手段影响对方的观点和决策倾向,建立充分的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眼下正踉踉跄跄地进入最后16个月的总统任期,而习近平的任期还有8年。由于习奥两人处在任期的不同阶段,中美关系也已经出现变数。但相信两国领导人将在纽约接触和会晤中展现出温暖与亲密。中美关系走势正在发生重大转向吗?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美中两国应利用习近平此次访问,正视而不是绕开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当今亚洲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与安全的碰撞。这也正是习近平与奥巴马所面临的形势。美中两国目前的经济融合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双边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过去微不足道的中国在美投资总额如今已超过540亿美元,而且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可是,尽管经济的融合程度如此之高,安全上的紧张氛围却在迅速提升。例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联手菲律宾、越南以及日本等国,与中国进行博弈。当然,中美之间很难用“敌人”、“对手”、“合作伙伴”等某一个词来概括两国关系的全部。就现在而言,中美既存在利益冲突,又存在利益共同点,如共同解决地区冲突及全球挑战、贸易互惠。

因此,习近平、奥巴马建立“私人外交”关系比什么外交举动都重要。中美两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信任、个人工作关系建立得比较好,那对两国关系的整体信任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两国首脑有相互的信任,有政治意志,对两国关系的整体稳定、战略互信的建立也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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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振兴发展的关键在民营经济

 

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实践中,我们每天都在为实现振兴而忙忙碌碌,为招商,为引资,为征地,为拆迁,为信访,为项目落地,为产业园区“七通一平”,为扶持企业解困,为职工社保筹资,为区域发展规划……而在忙忙碌碌中,有一个根本问题,我们考虑很少,或者是没时间考虑,那就是我们振兴的目标究竟依靠谁来实现呢?谁是振兴的主力军和主要力量呢?我们成天在器物层面、技术层面低头卖力,却较少抬起头看看远方的风景和周边形势的变化,研究研究制度性、理念性的问题。

从全面振兴的战略高度看待民营经济的地位

老工业基地振兴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途径要靠市场。我们振兴多少年了,政府是主力军吗?肯定不是。那只能是通过市场主体也就是企业发挥作用。那主要依靠什么企业呢?国有企业是主力军吗?地方国有企业很多地方没有了,怎么依靠它振兴?靠央企吗?很多央企连税收都不在地方纳,怎么可能带动振兴、带动更多的就业?那靠外国企业、南方企业吗?也不行,它们没有与地方血浓于水的关系,经营不善有的就裁员、就跑路了。就目前新增就业的99%在民营企业来看,民营经济是我们振兴的主力军。民营企业、个体户、社会创业还是老百姓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民营经济救东北,民营经济振兴东北,民营经济富东北,民营经济活东北。在当今中国,哪个地区民营经济发达,哪个地区的经济就发达。

民营经济是振兴东北的主力军。无论是逻辑分析,还是历史分析、现实分析,都应该得出结论,靠地方国企、靠央企、靠外企、靠南方民资企业,都不能真正实现东北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真正靠的住的是自己的“贴心小棉袄”、是民有民建民享民富的民营经济。

今天,沈阳必须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谋划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这支有生力量,让民营经济在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中担当主力军。

从横向对比角度分析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

但是现实在状况是,民营经济至今没成为区域经济的主导力量,还没有登堂,也没有入室。在全国500强民营企业中,浙江有138户,杭州市55户企业,而辽宁只有6户、沈阳只有一户入围。在杭州市各区入围全国500强企业中,萧山区19家、江干区7家、滨江区7家、下城区5家、西湖区4家、拱墅区3家、余杭区3家、富阳市3家、上城区2家、临安市2家。

尽管沈阳的民企已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占全市经济总量近80%。但是民营企业一是企业规模小,二是龙头企业少,在全国吃得开、叫得响的民营企业少之甚少,在国际上能够有些名气的更是微乎了了。沈阳除了个别企业外,能引领、带动行业发展的民营企业太少。在沈阳的几万家的民营企业中,年营业收入过亿的企业很少,过10亿元以上更是微乎其微。无论是体量还是质量和东南沿海相比,民营经济都不高。在东北,重工业比较发达,有人认为民营经济肯定要跟它配套,但是沈阳的民营经济实际上跟重工业关系不大。因为央企和大型国企自成体系,民营企业很难与之配套。民企规模较小,专业化程度较低、产业链短、配套不完善,科技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不足,很难在整个产业链中确立核心竞争优势。民营经济不是主流,只是末流;不是驾辕,只是配套;不是主力,只是助力。

当今中国,民营经济发达的程度,就是区域经济发达的程度;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就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之所以快速发展,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是重要原因。沈阳振兴要有所突破,必须再造微观基础,强化微观主体。其中一个重点在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卸包袱,减债务,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一个重点就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使民营经济成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主体。

从现存问题视角寻找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民营企业为什么做不大?为什么民营企业不愿意投资?

作为学者,笔者经常到一些企业调查,可以听到一线的声音;作为政协委员,每年都参与一些视察、提案、协商,民营企业反映的情况最多;而民营企业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是企业的营商环境不良,在市场准入、平等竞争、金融服务、执法环境都存在不利于民间资本投资和发育的问题。东北经济下滑直接的表现是投资下滑,比如2016年前三季度辽宁固定投资投资增速为-63.5%,是全国唯一负增长的地区,其中民间投资同比下降66.5%。这里有如下几个问题:

待遇不平等,政策跟进慢。国家下发过多个文件明确规定了放宽非公经济市场准入,民企与其他企业一视同仁、同等待遇。然而,具体政策的落实还有很多不到位的情况。一些行业和领域还相当程度存在着“玻璃门”“弹簧门”“肠梗阻”现象。针对民营经济的各项政策如减免小微企业税负、市场准入、土地使用、政府采购、技术创新奖励、政府购买服务等优惠政策没有及时得到落实。虽然政策上“非禁即入”,但事实上民企进入非竞争性领域非常困难。在许多领域都是国有企业垄断,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民企也难以进入,项目审批程序太多,审核周期太长。加之之前种种歧视性政策,使民企在规模、资金、人才等方面的积累严重不足,没有能力去竞争一些行业已开放的市场。

融资难,融资贵。资金是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多数民营企业因规模小、可抵押资金少、信用等级低,银行为规避风险,“慎贷”“惜贷”现象严重,加上银行贷款担保手续繁、周期长,综合借贷成本较高。使得民企融资渠道不畅,导致民企融资难、融资贵。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门槛过高,绝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难以利用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另外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根本无法或很难达到金融机构信用贷款评级要求,很难提供符合金融机构规定的抵押物种类或足额抵押物。部分民营企业不惜向小额担保公司借款或借高利贷用于资金周转,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和风险。

税负压力大,负担重。民企承担着比国企更重的税费负担。向民企收取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评估费、产品检测费、罚款、基金项目和各种摊派比较多,有的企业甚至统计,非公企业平均税负是国有企业的两倍。这就造成在竞争中,民企带着枷锁和国企、外企赛跑。此外,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原材料、用工、社保、节能环保等成本也在快速增加,技术、人才、资金、土地等种种资源因素的制约,资源环境制约加剧等诸多因素,使得民企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生存发展步履艰难。

从观念创新入手解决民营经济的环境问题

解决沈阳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要做好“第一道工序”,那就是做好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的文章。

提振发展信心。坚定信心,提振精神,各级政府和个体私营经济从业者都要振精气神,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新一轮振兴发展多出力、多作贡献。要树立创新意识,敢为人先,突破陈规旧制的束缚,敢于向思想禁区挑战,敢于在认识盲区探索,同时能否定自己,大胆突破。深刻领会“两个毫不动摇”的精髓,站在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高度,做好民营经济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把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放在振兴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打破“重国有轻民营”的桎梏,把民营经济切切实实作为沈阳全面振兴发展的主力军。

突破观念障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克服消极心理,克服“三个不相信”的习惯势力(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不相信市场的力量;在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上,不相信民营的力量;在处理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的关系上,不相信中小微企业的力量)。没有新的体制和机制,更多的投资可能成为新的包袱;没有积极主动的创新精神,再好的机遇也会丧失。在当前,尤其要破除被动的依赖性的保守思维,确立起主动的开拓性的创新思维;要破除等、靠、要的消极适应思想,发扬自主创业、积极开拓的进取精神,从计划经济根深蒂固的服从意识转向具有开拓冒险品格的独立精神;从习惯于向上看的官本立场转向善于向下看的民本意识;从只依靠外在的驱动力来调动积极性转向依靠内生的驱动力来激发创造性;从安分守己、自满自足的守业心态转向勇于探索、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打造舆论环境。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效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要在全社会广为宣传,采取多种形式,造成良好舆论。积极宣传发展民营经济的各项方针政策,使社会各界达成共识,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稳定、透明的政策环境和宽松和谐的社会舆论环境。把营商环境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充满活力的人才环境,激发“双创”热情,增添民营企业获得感。

增强服务意识。在民营经济发展上,政府部门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搞清谁养活谁的问题,明白谁是纳税人,谁是衣食父母,树立亲商、重商、敬商的理念;二是理顺管和放的关系,既要管好也要放开;三是处理好给和取的矛盾,达到一个“双赢”的效果,既立足于“取”,又立足于“给”,先让利后得利。这样在沈阳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让客户投资放心,办事放心,生活舒心。通过思想解放,造就优质的舆论环境;通过打霸治乱,造就优越的社会环境;通过让利于商,形成优惠的政策环境;通过高效便捷,形成优秀的服务环境,使沈阳成为“投资的沃土”“发财的宝地”“创业的乐园”,成为引领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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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入篮SDR后

。。。

此前没有去收集过各种货币入篮后的币值表现,如今便只能是想当然了。

1、人民币的需求会增加,刺激人民币指数上行。

2、为了维持人民币的流动性,央行会增加货币发行。

3、各国购买人民币后,中国的汇储增加。

4、货币总量上行,则资产价格也会伴随上涨,同时,资金价格(利率)获得下行空间。

5、供需结构失衡的商品不能计入第四条。

6、其他的,暂时还没想,也没想到。。。 免责声明:博主所发内容不构成买卖股票依据。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新浪财经网站提供此互动平台不代表认可其观点。新浪财经所有博主不提供代客理财等非法业务。有私下进行收费咨询或推销其他产品服务,属于非法个人行为,与新浪财经无关,请各位网友务必不要上当受骗!

李佐军:创新驱动,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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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金融风险 政府可能有一套系统方略

今天李克强总理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当有记者提到经济下行压力大,不良贷款持续攀升,银行风险事件时有发生时,我们从李克强的回答中,能看出政府对金融风险处理的微妙变化。

有关银行不良贷款攀升和金融风险的问题,在官方话语体系中,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总理两会记者会这样的场合一般很难被提问,而今天总理能够直面这个问题,说明对于金融风险的处置,高层已经胸有成竹,也就是一套方略已经形成。

从总理的回答可以看出,金融风险将允许爆发,这种爆发是政府严格控制的范围内,这其实是通过个案的逐渐爆发,来释放经济体内集聚过多的风险。

克强说,我们完全可以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是高层认识到,要实现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则必须允许个案性的金融风险爆发,逐步缓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其实从最近几年,政府在处理金融风险的过程,这个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早的金融风险发生,应该是2012年滇公路违约事件,这是地方融资平台发生风险的第一例,这次违约导致当天债券市场大跌,并引发货币市场收益率的大幅波动,还连带影响一些基金公司的风险,这次风险最后以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归还债务画上句号。

在此之后华锐风电、超日债等企业债务违约事件,地方政府最后的解决方案都是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为理由,最终由地方政府出面,对这些债券进行了重组,风险被掩盖下来。

但是政府这种为了不发生金融风险,而无原则的担保债务的行为,事实上造成的恶果就是刚性兑付。一切风险最终都以政府的信用为担保,企业经营和融资中道德风险的被放大,形成金融市场风险定价的扭曲,有限的资源被分配到利率低下的领域,全社会的融资成本高企。2013年两度发生钱荒事件,其实就是这种政府刚性兑付所形成的局部的金融风险的爆发。

目前高层不仅仅认识到刚性兑付对金融市场的扭曲和对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破坏,而且已经为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做好了两个铺垫,一个是存款保险制度很快建立,一个是对地方债的处理,最近推出的一万亿的存量债务置换,大大缓释了地方债的风险。

因此,今后可能对于某些资产扩张过快,道德风险严重,风险过大的小银行,可能在债务重组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对于如此前发生的一些企业债务的违约事件,则可能用市场化的原则去清算,而不是由地方政府去救助,因为今后某些地方政府自身的能力已经有限,有些也是泥菩萨过河。

这样做的好处最重要的是让融资成本的利差变大,风险大的债务其利率自然较高,而风险低的债务利率就会下降。全社会利差扩大,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金融市场,这边厢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下来了,那边厢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和垃圾指市场也培育起来了,所谓资产就可以那种风险偏好的不同做相应配置。

所以,从克强的表态来看,货币市场利率的降低是指日可待的,而这正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基础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小川表态,今年可能会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可见高层是有一套方略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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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与银行“信贷共生”神话已破灭

在中国的融资市场,有一类特殊企业保持了低成本融资的神话,这就是央企群体。它们虽然是企业,但实际上享受着准主权信用,因此能够以低成本长期融资。长期以来,国内银行(主要是国有银行)与央企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信贷共生”关系——央企因为其身份而轻易获得大量低成本信贷,而银行也因为向央企融资“省事”、且背靠国家而乐于向其大量授信。

  如今,这种好日子已经走到头了。

  让我们看看中钢集团的例子。自2014年9月中钢集团爆出贷款逾期以来,缺乏造血机制的中钢集团融资困难,现在已濒临破产边缘。据了解,从2014年12月开始,国务院让银监会法规部协调召开中钢债务会议,中国银行等牵头成立债委会,就如何处理中钢债务问题进行谈判,但由于几方分歧过大,进展胶着不前。根据债委会的统计,截至2014年12月,中钢集团及所属72家子公司债务逾1000多亿元,其中金融机构债务740多亿元,牵涉境内外80多家银行,还有一些信托、金融租赁公司。据了解,在2014年底债委会统计的740亿中钢债务中,包括中行约120亿元、工行约110亿元、交行约90亿元、农行近90亿元、国开行近80亿元、进出口银行65亿元、光大银行近40亿元、盛京银行13亿元。四个多月过去,中钢已委派相关机构进行审计,集团是否资不抵债已有第三方判断,但整体债务重组方案还未成型。

  对于任何处于巨额债务压力下的企业,破产重组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可能性之一。不过在中钢的债务处置方案中,破产居然已早早被排除在外。据接近中钢集团高层的内部人士透露,“集团债务重组的进展是,目前排除了破产方式,正在做重组协议,计划上半年就把债务协议签下来。”债权银行称,目前债务协议仍以银行借新还旧为主,但是否所有债权方都同意,还需再观望。据称,中钢及相关部门希望银行能够消债,但遭到了来自农行等债权行的坚决反对,农行在2014年已将对中钢的50亿元贷款直接划为了不良贷款。现在中钢只能靠银行源源不断地输血维持运转,反过来挤占了银行大量的有效信贷资金,风险只是不断积聚后延。

  中钢与银行的博弈是近年来央企债务危机的缩影。实际上,除了中钢集团外,中国东方航空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国港中旅集团和中国国旅集团等一批中字头的央企都在2014年出现了不良贷款或者关注类贷款的情况,引发了商业银行的高度警惕。

  中钢集团的案例显示,央企的债务恶化正在把国有银行拖下水,由于政府不可能无限度地为如此巨额的债务买单,由央企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中钢债务事件给国内银行(包括国有银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过去被视为零风险或者低风险、贷款政治风险很小的央企,现在开始纷纷成为巨额不良资产的制造者。有银行业人士反省,中钢债务问题银行也有责任,正是银行过去的不审慎放贷造成了中钢的盲目扩张,也为企业如今的困境埋下伏笔。据《财新》报道,2014年9月,就在中钢暴露出贷款逾期时,一些银行已经在内部开始预警央企违约风险,指出部分央企的市场风险和行业风险突出,包括煤炭、航运、纺织服装、批发贸易、化工、电子、机械制造业。一位交通银行上海分行高层称,银行对央企现在是爱恨交加,银行往往“迷信”央企,从而无节制地放贷,但随着央企违约风险升高,银行很难对其用市场化的方式处置化解,不得不吞下苦果。

  从去年开始,一些银行逐渐开始走出迷信央企的误区。有银行界人士称,总行要求,分行审贷人员要坚决摒弃央企客户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错误观念,必须从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真实融资需求、还款能力等方面入手,进行授信方案的评价和决策。”据透露,总行要求对于具有央企集团背景,但偏离集团主营范围,或第一还款来源不充分的企业,不应予以授信。

  在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中钢集团债务危机可能成为国内银行业与央企关系的分水岭,过去央企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共生”关系被打破,央企在融资领域的无风险神话地位也彻底打碎了。无论是按市场化改革的思路,还是按新常态下中国政府的信用扩张能力和财政能力,央企的信贷特权都不可能无限制地延续下去。从目前信息看,对于中钢债务处置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还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希望通过银行和政府兜底的办法,通过时间换空间的操作,能在中钢不破产的前提下将债务违约风险延续到今后解决。但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指出,这种习惯性的拖延式兜底的做法虽然暂缓了坏账问题马上“爆炸”,但债务风险并未根除,只是延续到了未来,而且问题可能越来越严重。更大的负作用在于,由于央企债务被行政干预兜底,市场化融资、市场处理不良贷款的机制将无法建立。这实际上是延续了系统性的错误机制。

  一些国有银行高管对此也感到不能容忍。央行原副行长、现农行董事长刘士余(农行对中钢有90亿信贷)就表示,对于央企等大型企业的债务重组问题,应通过《破产法》等法律程序来解决。“现在一些非常大型的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无论是债权人还是企业本身,都寄希望于政府来牵头行政和解。”政府牵头进行行政重组,在债权人之间达成协议,在中国特定体制下是非常高效的做法。但“一旦政府牵头重组,无论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都会形成一个共同的希望——政府多付出一点代价。”由于企业会给当地政府带来税收、解决就业、增加GDP,政府往往选择无责任地进行第三方资产注入,来盘活债务,这会导致政府滥用资源,酝酿更大的风险。他强调,如果不能用《破产法》来高效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政府非常被动,银行非常被动,企业也非常被动。

  需要澄清的是,企业债务破产并不等同于企业倒闭,而是市场化处置债务的一种方法。在《破产法》完备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和政府都可以通过破产进入特别保护状态,以便更有效地处置债务问题。中国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发展并购金融市场,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发展换股并购、可转债等股权性和混合性融资工具、并购债等债务性融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信用风险违约互换(CDS)等金融工具,以盘活信贷资产,来分散企业的信用风险。

  央企与银行长期以来形成的“信贷共生”关系正在破裂,央企的信用神话已经打破,涉事的央企对此可能不太适应,但这对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来说则是一件大好事。中国的所有银行们,都要用新的市场化标准来一视同仁地提供融资服务,而不是用企业所有制这一畸形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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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拉动经济不是产能过剩的根源

马忠普

    中国的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是一个时代阶段性跨越的社会大系统工程。只是应为投资建设占钢材消费的比例超过60%,因此把握中国建设投资演变规律和结构变化趋势,才能深刻认识钢铁需求的变化趋势。

2011年中期,第二次全球通胀泡沫破灭后,世界再次陷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经济增长缓慢的大趋势中。

    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经济跌入低谷时,各国普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稳定和拉动经济。引发全球总需求水平提升,流动性充裕程度提高,使得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跟随全球经济复苏而走高。中国政府的四万亿几乎主要用于扩大潜在需求如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投资。尽管2009年当年实际完成投资22.48万亿元,同比增长30.1%。但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4.3%,其中铁路运输投资增长67.5%。

在当年完成22.48万亿投资中,主要是企业投资和地方政府投资。问题是;

1、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投资和盲目投资建设的收益率很低,这需要改革来解决;

2、而企业投资的问题恰恰是伴随2009年包括钢材在内的大宗商品需求继续增长和价格不断攀升的趋势,企业投资扩大产能的市场欲望很强。

据统计,2008年我国粗钢产量51971万吨。

2009年粗钢产量为56784万吨,同比增长13.5%。

2010年全国粗钢产量62665.4万吨,同比增长9.26%。

2011年全国粗钢产量为6.83亿吨左右,同比增长9.2%左右。

2012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7.23亿吨,同比增长4.9%。

2013年粗钢产量7.79亿吨,同比增长8.7

2014年粗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8.227亿吨,约占全球预估产量的一半,但较上年仅增长0.9%,

    只是到2015年上半年粗钢产量4.1亿吨,才次出现下降1.3%。这表明中国钢铁需求在2014年终于达到了饱和顶点。很显然,从中国粗钢产量变化曲线中可以看出,2009年以后的连续5年,中国钢铁需求仍在快速增长轨道上。正是市场对钢铁需求增长规律引导企业增加投资建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4万亿投资拉动的过错。

问题是:只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将出现需求增长放缓的趋势缺乏预警,更何况钢铁投资中期往往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这才加快了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时期的到来;

3、中国经济的快速回升和对大宗资源性商品的需求继续快速增长,也刺激了国际基金炒作和通胀压力增加。由于中国产业的国际资源战略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中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很显然,实行四万亿定向投资拉动过程存在缺乏与上述各种问题的同时统筹协调解决机制。就像人跑步时不注意,跌倒了,甚至导致骨折。但是毕竟问题的根源责任不同。不能把上述问题的延续都简单归结为4万亿基础设施定向投资拉动经济的结果。

    重要的是,2011年中期以后的第二次通胀泡沫破灭,世界经济已经再次陷入疲软趋势中。同时中国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已经取得工业化中期的相当规模水平;随着投资回落,需求增长缓慢。预示着经济增速回落和制造业产能过剩长期化阶段的到来,也预示着深化改革,调结构,惠民生,走出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代的到来。

     2013年6月,我曾经写了《警惕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长期化》。并提出政府与经济下行压力博弈是调控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

   针对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最近有经济学家发文说:中国人口及其流动问题造成的“萎缩性衰退”;体制和流程扭曲造成的“挤压性衰退”;服务贸易失衡与资金外流造成的“漏损性衰退”。这三大因素导致中国经济衰退。其实这些观点只是指出了中国经济出现回落的几个问题。

       例如农民工问题。前期农民工进城,不仅为城市建设积累了财富,做了贡献,同时也把新市民消费扩大到城市。增加了了经济需求总量和发展空间。农民工进城打工一般说只能支撑经济的低层次扩张。而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国家现代化必须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经济转化问题。没有农村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小康和现代化。而且农民工短期增加的只是劳动贡献。不能增加产业升级。当农民工进城出现劳动力匮乏时,恰恰说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压力加大的节点已经出现。这是中国经济迟早要发生和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因此,从劳动力匮乏的视角来解释经济下滑是很肤浅的。那种脱离了我国环境资源承受能力,脱离了经济转型大趋势,脱离了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生育趋势规律,批评计划生育,来缓解劳动力匮乏,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视角同样是很肤浅的。

    再例如体制问题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即使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体制问题就一直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当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趋势时,这些体制问题仍然存在。这就说明一定有另外主导因素导致经济增速放缓。而且中国经济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来激发企业和社会经济活力,使经济能在合理区间保持稳定。

    实际上中国经济经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2014年我国GDP经济已经达到63.6万亿元。据统计2014年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大拉动经济的动力中,消费占经济总量的51%。在一、二、三 产业比例中,服务业占48.2%。虽然经济总量低于美国,其中与美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70%的差距很大,人均差距更大。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第三产业增速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三大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3.4%、39.8%和56.8%但是制造业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特别是东部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伴随经济增速放缓和投资增幅回落,我国传统制造业已经进入全面过剩的经济形态,而且将是长期趋势。这才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的根本原因。也是钢材需求不断回落的根本原因。

    西方工业化国家步入这个阶段,过剩型经济形态使经济发展几乎都出现了长期低迷,甚至危机。

    过去建设钢厂,铝厂都会产生增加GDP的贡献。但是现在这个条件已经基本不具备了。这是经济形态上的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就像人过20岁不长个,大学毕业要工作一样。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东、西部,城乡的社会经济差距,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生态文明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压力也是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的潜在需求动力。在这一领域保持合理投资拉动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撑。同时深化改革,理顺关系、调结构、惠民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继续释放新的发展动力。

    实际上一直到2014年的上半年,连续3年,中国经济每个月的国家统计公报都反映重要经济数据环比延续回落趋势。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中国需要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企业经济发展活力。不过在诸多政策中,政府仍需要制定合理投资拉动政策,稳定经济。不过当时所谓的四万亿投资导致产能过剩,指责政府走四万亿投资拉动老路的批评声几乎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使政府通过合理投资稳定经济的努力面临很大的压力。甚至在2014年中期,政府实施几个领域增加投资力度,稳定经济政策时,使用了“定向发力”的提法。

     让这些领域合理投资继续在稳定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这让人们看清了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机遇。虽然衡量经济运行质量的好坏,不是唯GDP。但也是有客观标准的。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也决定了必须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才能解决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正是2014年中期的定向投资拉动使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出现了稳定的趋势。这也是2014年中期以来经济运行与缺乏稳定性的2012-2013年经济持续回落走势的重要不同。正是中央统筹全局的经济调控和经济在合理区间稳定运行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常态化发展趋势中的压力和机遇。很显然经济常态化趋势在这个时期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既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也反应了政府调控政策的成熟。我们要适应这个发展阶段性的发展态势变化。

 

     今年以来不仅反腐败、深化改革,通过一带一路加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推动,也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支持全民创新发展。政府规划了长江经济带、加大了京津冀、环渤海,武汉、郑州、西安、东北大经济中心区的建设推动,加大了第一、第三产业和现代物流业发展。2015年6月的经济数据已经显示,虽然钢铁和第二产业仍然面临很大的市场困难,但是,无论官方的6月PMI50.3%,还是汇丰6月的PMI49.4%,都显示了中国经济趋稳的趋势。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53.8%。新订单指数达到51.3%,指数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在非制造业市场活动和需求回升的拉动下,就业活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从业人员指数结束连续四个月下降走势,环比上升2.1个百分点,达到49.7%。上半年中国非制造业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健增长趋势,表明在宏观调控持续发力的背景下,结构调整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重大经济关系向着协调与平衡趋势的演变,这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奠定较好基础。

     不过中国经济进入常态化发展新阶段,由于工业企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社会用钢需求也出现回落趋势。困境倒逼钢铁企业和钢贸商必须调整经营发展战略。特别是把握经济常态化条件下,加快钢铁物流模式的创新发展机遇,驾驭大势,有所作为,以适应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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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并轨”是递延养老保险公平前提

文/杨国英 (微信公众号:杨国英观察)

个税递延养老保险的“间接减税(个税),直接弥补缺口(养老金)”初衷挺好,但还得以公平为核心出发点。

空喊近10年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政策,年内有望瓜熟蒂落正式试点——据报道,在上海率先申报首个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以来,预计年内将正式出台试点方案,而这将成为当前个税改革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所谓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是指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所对应的保费不计入个税税基(也即超出个税起征点的应纳税所得额),可递延至退休时(领取养老金时)再酌情缴纳个税,而由此时间周期所造成的复合利差部分,或者说少缴的那笔钱,就是财政给予购买养老保险产品个人的税收优惠。

启动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本质是在财政压力与养老金缺口两难之间做出一个勉为其难的选择,这已属不易:因为这两年,我国财政收支压力不断增加,而在压力渐增之下,启动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也意味着个税收入的必然减少——虽然表面上财政由此所造成的收入减少,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增加收入规模(进而增加相关税费缴纳)进行对冲,但事实上可能的对冲幅度是很有限的。

可另一方面,在我国养老金缺口日益加大、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之际,尽快启动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相应增加个人商业保险的占比,是增加养老金替代率、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结构的必备选项,也是健全养老保障体系的必然趋势——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5》,截至2014年底,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缺口就高达1万亿元。

年内将启动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其“间接减税(个税),直接弥补缺口(养老金)”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方向性肯定之余,还是有必要注意,该试点在落地操作环节必须以公平为先;除此之外,更要强调的是,城乡养老并轨,应成为未来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全面推开的前提条件。

具体而言,年内即将试点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限额为700元/月/人,这一限额对于月收入万元以上的中高收入人群,确实具有部分激励效果,但对于月收入万元以下、尤其是月收入仅为4000-6000元的绝大多数人群,其激励效果却近似于无。所以为确保相对公平,未来有意全面推开的递延型养老保险政策,有必要在明确区域分类(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的基础上,结合个税调节推出差别化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

更为关键之处在于,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应建立在城乡养老保险并轨的基础上。尽管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缺口不小,但养老保险事实缺口更大的是农民,养老保险亟待覆盖的区域应是广大农村。无论是基于养老保险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还是旨在消除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阻力,抑或是瞄准了二次收入分配改革更为广泛的覆盖面,我们都应尽快实施城乡养老保险并轨,并以此为前提,在试点之后再全面推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政策。

启动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必须将“公平”视为其核心出发点,将“城乡并轨”作为重要前置条件,切忌造成“大补有余,而小补不足,甚至无视不足”的政策落地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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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地方发债量偏多 风险如何防控?——《中新经

2016-08-24 李佐军 

《中新经纬》

  作者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中新经纬特约专家)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2月-6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量超过3.61万亿元,而2015年全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量才3.8万亿元,地方政府用五个月的时间发行了接近去年全年量的债券。按照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要求,2016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为107072.4亿元,而截止2016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券托管余额为8.3万亿元,已接近限额量的八成。

  笔者以为,地方政府发债量偏多的背后,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压力在加大,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如果地方政府发生大面积债务违约,不仅会引发金融风险,还可能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严重的,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推动着地方政府在发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地方债务规模逐年扩大又隐藏着哪些风险?

  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大量发债?

  今年,地方政府发债量超高背后有诸多原因。首先,今年确定的发债总量本身就比去年高,再加上债务置换,就显得更为可观。那么,地方政府大量举债背后,又有哪些深层次原因呢?

  第一,与中国上世纪90年代实行的分税制有关。当时,根据事权与财权结合的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实行分税后,出现了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情况。直接结果就是,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经常出现不平衡。而平衡收支缺口的一个手段就是发债。

  第二,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有关。在大多数国家,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进行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还附加了很强的发展经济职能。加上过去多年来实行的以GDP为主要考核导向的干部考核制度,使得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高的政绩,大规模进行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巨大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来满足。

  第三,投融资平台为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提供了条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是不允许发行债券的,后来才允许省级政府发行债券。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发债,促使地方政府设立了很多投融资平台公司去发债和融资。而这些投融资平台公司不同于一般的投融资企业,均具有很强的政府背景,可利用强大的政府信誉为地方政府大规模发债融资。

  第四,与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公司的软预算约束有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的,企业必须承担债务偿还责任和投资失误责任。但中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可凭借政府背景不按时偿还债务,不承担投资失误责任,可以通过很多债务转嫁的方法,比如进行债务置换、债转股等,来突破硬预算约束。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发债的约束力大打折扣,刺激了许多地方政府不计后果地大规模借债建设。

  第五,房地产抵押为地方政府发债提供了支撑。发债和信贷都需要解决抵押担保问题。按照目前的土地制度,地方政府可以把农村集体的土地低价征用过来,经过适当整理后,以招拍挂方式高价卖出去。这就形成了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地方政府可以大规模获得土地的控制权,并把土地和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大规模进行借债,这也为地方政府举债提供了强大支撑。

  大规模举债风险如何防控?

  地方政府大规模负债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负债本身的风险。地方发行的债券是有期限的,到期就要还本付息。如果新的资金得不到保障,就会发生债务违约。二是负债传导的风险。首先,地方债多是通过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如果出现大面积违约,最终会传导到这些金融机构,引发金融风险。其次,如果地方政府不能及时还本付息,可能需要用债务置换的方式把一些地方债置换成中央债,把一些短期债务置换成中长期债务。但是,中央债务也是有预算的,债务过多就会倒逼央行印钞,引发货币贬值的风险。再次,地方政府需要一定的资金才能正常运转,如果发生风险,除了影响政府自身的运转外,公共服务质量也难保障,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除了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发债信息的透明度不够也令人担忧,目前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016年初,财政部推出七大举措应对地方债务不断增加可能潜藏的风险。财政部要求地方政府债券余额、置换债券、新增债券均需进行限额管理,并要求地方政府披露财政和债务信息,并把控债券发行节奏等。不过,笔者以为还需要进一步摸清地方政府负债的底数,让地方政府发债信息尽可能实现公开透明,并接受社会监督。另外,还要作好风险预警和防控工作,对地方发债融资中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及时进行规范惩处。

  而要彻底解除地方债风险,则需要进行与地方债有关的根本性改革。首先,转变政府职能,让地方政府不再扮演企业化的角色。同时精简机构和人员,减轻政府支出压力,建立不以GDP为主要考核目标的干部考核制度。第二,推动财政改革,加强预算管理,解决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问题。第三,推进金融改革。地方政府多是从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融资,下一步应该主要针对投融资平台企业从源头堵住地方政府的融资风险漏洞。要让投融资平台真正按照企业的方式去运行,而不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第四,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是地方债的主要抵押担保物,土地财政也已成为当前地方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问题。怎么化解土地财政问题,减轻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来大规模负债的压力,必须要加快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确定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新经纬APP)

  (本文不代表中新经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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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降准降息决定如箭在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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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这段日子,全球市场最重要的是数据是什么?应该是美元指数,这是影响全球经济与市场动向最直接最重大的数据。这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看看下面:

美元指数上扬或导致中国境内紧缩

瑞银集团指出,中国1万亿美元的未进行对冲的外汇债务正面临风险,因市场预计美元将上涨。瑞银集团亚洲银行研究主管StephenAndrews向彭博新闻社表示,自2008年以来,约有1万亿美元的套息交易资金进入中国,从中国和海外的息差中获利。DaiwaCapitalMarkets认为明年人民币将下跌5.7%。Andrews说,受美国加息,中国降息影响,人民币或将在2014年兑美元下跌2.8%。资本管制和创记录的外汇储备将帮助中国央行应对任何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企业难以偿还外汇计价的债务,因为本地货币下跌。这很快就会带来麻烦。简单来说,你没有为借款进行对冲,并且使用了杠杆,你就承担了风险。Andrews称,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大陆公司存款20%以获得本地银行的信用证。他们用该文件从香港银行获得低息美元贷款。香港银行将信用证看做由保证人完全担保的无风险支票。Andrews说,公司将这些美元拿回中国大陆,将其作为抵押品,获得更多的信用证,进一步提高杠杆。这些资金随后被用来投资中国高收益、高风险的信托产品,或者股市。其获利被用来偿付美元借款。据香港金管局,香港银行业与内地相关的借款在今年9月底达到3.06万亿港元,为其总资产的14.7%。Andrews称,他预计这个数字要更高。Daiwa经济学家KevinLai向彭博新闻社表示,市场上有大多的廉价美元让大家借贷,如果你把钱放在中国大陆,息差加上货币升值大约每年为5%,为什么不呢?Lai预计自2008年第一轮QE以来,已经有1万亿套息资金进入中国大陆,其中3800亿美元资金伪装成贸易资金流入大陆。Daiwa的Lai向彭博新闻社表示,多年来,中国一直提供高收益,吸引了许多美元流动性。许多的贸易都是虚假的,仅仅是短期投机性资金的流动。当这些钱撤离中国时,影响将是巨大的。惠誉的分析师SabineBauer向彭博新闻社表示,尽管向用信用证做抵押的中国公司借款让香港的银行业避开了公司风险,但是却没能避开中国金融风险。中国的坏账余额在三季度大幅增长,增幅创下2005年来最大。如果中国的银行系统存在问题,这将影响到香港的银行业,其流动性也将收紧。

旁白:这就是市场一致预期美元走强导致的资金外流的景象。之前持续数年的境内外利差套利活动,因为美元走强而消失,引发的一系列的资金流动,或让中国境内流动性极度吃紧,尤其是中国央行袖手旁观的话,更是如此。下面的资讯提示,这两天美元指数估计依然气势如虹:

现在很难找到一个美元空头

本周三,美元兑一揽子货币汇价升至近9年新高,因23日晚间美国一系列强劲的数据使得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有所提前。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0.38%,在汇市尾市升至90.109,为2006年4月以来最高。同时,美元/日元再次站上120大关,欧元/美元刷新28个月低点1.2165。美国商务部当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第三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5.0%,高于经济学家普遍预测的4.3%,为2003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强增长,这样强劲的数据表明美国确实已经步入了经济加速增长的康庄大道。美国密歇根大学和路透社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从11月份的88.8升至93.6,为2007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根据当天美国商务部的其他报告,11月份美国工厂耐用品订货额较10月份下降0.7%,11月份美国的新房销量也较10月份下降了1.6%。美国商务部的另一份报告显示,11月份美国个人收入环比增长0.4%,不及预期的0.5%;个人支出环比增长0.6%略好于预期的0.5%。此外,11月核心PCE(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同比增1.4%,低于预期的1.5%,前值为增1.6%,这是连续第31个月未达美联储2%目标水平。全球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对比显示,美国增长5%,日本萎缩1.9%,中国增长7.3%,欧元区增长0.2%。日本正在推行QE,多家投行预计欧洲央行明年初推出QE,中国刚刚降息不久,而美联储目前考虑的是何时以及如何上调利率,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明年年中升息。货币政策出现差异,体现了不同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加拿大丰业银行策略师CamillaSutton称,“如今你很难找到一个美元空头者,这会使人担心多头找不到对手盘,不过既然美元已经涨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看上去的确还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旁白:美元强到这个份上,人民币汇率近期贬值一点,也是情有可原。问题是,这个势头要是这么一直持续下去,中国央行肯定要全面降准降息不可,否则就让人民币急剧贬值。但贬值人民币是走回头路,因为人民币要国际化,你搞贬值是自毁前程,所以央行下一步大动作放水,是情理中事,这个应该很快了。美元指数走强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影响,国际油价暴跌,等于给中美经济减税,而对于产油国,尤其是俄罗斯这样的产油大国而言,等于变相加税:

俄罗斯未来一年或将损失八百亿美元

占全球供应量四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上月决定不减产,沙特为首的OPEC主要产油国打响了价格战,为夺回市场份额,发出了打价格战决不手软的信号。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的俄罗斯将因此大受影响,未来12个月原油出口额可能减少45%,损失至少800亿美元。前日沙特石油部长提出,即使油价跌至每桶20美元也不减产。OPEC最大产油国沙特丝毫没有透露价格战会缓和的迹象。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情报署(EIA)预计如果国际油价未来12个月持续在当前约每桶60美元的水平,俄罗斯出口原油的收入将减至950亿美元,远低于去年的1740亿美元。不仅是原油出口,国际油价下跌还会导致炼油产品和俄罗斯国内原油销售损失,后两类收入去年合计1220亿美元。

旁白:俄罗斯经济估计不久要崩,因为现在俄罗斯境内的利率市场已经撑不住了:

俄罗斯央行制造“钱荒”

随着俄罗斯政策制定者挤压流动性以推升卢布,俄罗斯银行隔夜拆借利率与央行基准利率之间的差距创下了历史新高。12月23日,俄罗斯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较央行基准利率高出6.5%,为俄罗斯央行设置基准利率以来的新高。自2013年9月以来,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平均高出基准利率0.6%。俄罗斯央行开始创造俄罗斯版“钱荒”来推高卢布。受欧美制裁和油价下跌影响,卢布已经下跌超过39%。12月16日,俄罗斯央行加息650个基点至17%,而银行间拆借利率上涨了更多。由于俄罗斯央行行长Nabiullina收紧了流动性,银行互相借款的意愿被大幅削弱。美银美林首席经济学家VladimirOsakovskiy向彭博新闻社表示,加息和卢布的波动使得人们对俄罗斯银行业的整体稳定性感到担忧,让人们重新审视风险。市场稳定后,银行间利率最终将回落至接近央行基准利率。

旁白:维持住货币汇率,自然是加息为前提,如此高的利率,经济还怎么混下去?一场衰退是妥妥的,所以俄罗斯经济黯淡前景摆在眼前。所以说啊,不改革啊,那是死路一条啊,俄罗斯就是前车之鉴。中国经济好就好在改革问题上,从来不停滞,看准了,就迈着方步走下去:

党政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

12月23日上午,马凯首次透露,备受各方瞩目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业已拟订,并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与企业相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据马凯透露,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个统一、五个同步。所谓“一个统一”,是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与企业相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单位和个人缴费,改革退休费计发办法,从制度和机制上化解“双轨制”矛盾。而“五个同步”,则是指机关与事业单位同步改革,职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步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完善工资制度同步推进,待遇调整机制与计发办法同步改革,改革在全国范围同步实施。中共十八大曾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社会保障全民覆盖。预测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14.3亿人,显然,即将破题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会为这个目标的达成,提供必要条件。据统计,中国在职公务员数量约为700万,126万个各类事业单位在职人员3000多万。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无需自己支付,直接由财政统一支付,而社会企业单位则由单位和个人按照一定标准缴纳。这导致同等学历、同等职称、同等技能、同等贡献的人因为单位性质不同,退休待遇差距较大,引发公平性质疑。

旁白:这真是老大想搞社会公平?拉倒吧,大领导啥时候将社会公平真当回事。这是为政府简政放权、市场化改革铺路呢。何也?因为公务员和吃财政饭的机关事业单位,不肯下海的重要原因,就是在于社保体系双轨制。大家都宁愿坚守眼下的清贫,而熬来退休后丰厚的养老金回报。大家都这么干,这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得养多少闲人?得平白生出多少管制来?——大家精力旺盛没事干,一定要找点事来折腾一下,如此,市场化怎么搞?所以改革费劲,但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办法的,不是吗?电改现在终于有眉目了:

新电改以大用户直购电为突破口

据了解,新电改方案除了延续深圳试点的基本思路,还提出要改变电网企业集电力输送、电力统购统销、调度交易一体的状况,逐步破除电网垄断。有分析师表示,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以电力定价市场化为核心,大用户直购电将成突破口,地方能源平台受益最大。随着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电价市场化的趋势日益显着。从A股上市公司来看,发电企业(包括火电、水电、新能源发电等)将在收入端明显受益。东北证券分析师马斌博认为:“优质火电将受益大用户直购比例的提升;中小水电将凭借成本优势在未来的电力市场竞争中充分受益;售电侧的放开将大幅降低区域小电网企业外购电成本,提升其整体盈利性,同时资产盈利的提升将很大程度上激发该类企业经营的积极性;新能源则受益于电改推动的电网对各种电源形式无歧视接入。”

旁白:电改不容易,既得利益者太多,势力太强,吭哧吭哧搞了半天,也不知干掉多少能源系统官员,才将事情搞到今天这步。但总算有点眉目,也算可以的了。地方国企改革估计也是如此:

地方国企改革已经启动

2014年以来,地方国资改革已初见成效。从上海到广东,从安徽到贵州,国资改革集结号从中央吹响后,陆续蔓延到地方。除上述地区外,北京、黑龙江、山东、重庆、天津、深圳等20多个省市国资改革今年以来纷纷启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瑞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地方出台的国资改革方案多数是原则性改革方案,并且目前还没有落到实处。不少地方在原企业基础上,更多的是着眼于增量改革。“国企应该在混合所有制推进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竞争力。”广东国资改革方案明确,到2015年,全面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造改革,到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同时形成30家左右年营业收入超1000亿元或资产超1000亿元、初具国际竞争力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上海出台的改革意见中,也提出要经过3年至5年的持续推进,基本完成国有企业改革,除国家政策明确必须保持国有独资,其余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目标。

旁白:很难说,这最后会改出什么结果来。但路数基本是朝着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走,让政府逐步放弃对企业的直接控制权,变成炒股票的基金经理和投资总监。这个要真当回事,一路搞下去,释放出来的生产力,估计不比1990年代末期改革小。与此同时,金融业的民营资本估计今后成为市场亮点:

银监会:拓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会上还详细分析了银行业“新常态”下出现的五大新特征,分别是贷款增速回稳、存贷利差收窄、社会融资方式转变、不良贷款反弹、“宽进严管”。为此,他要求银行业积极应对新常态下的风险挑战,系统研究新常态下的市场机遇,促进新常态下银行业的新发展。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31%,较三季度末的不良贷款率1.16%上升0.15个百分点。在严峻的风险形势下,2015年的工作重点中银监会也重申了“控风险”。对于区域性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尚福林还提到,“加强流动性互助和政策协调,建立区域内中小银行流动性互助基金,强化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的资金协作,构建同业互助机制,共同维护市场稳定”。此外,银监会还表示,要扩大民营银行试点范围;扩大消费金融公司试点范围;扩大村镇银行民资股比范围;扩大民间资本参与机构重组范围。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改革,拓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

旁白:顺着改革路数走,大家都有肉吃,投资者心里也踏实:

上周股市资金流入势头放缓

中国证券网报道,投保基金最新数据显示,上周(12月15日至19日),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金银证转账增加额为8039亿元,减少额为4441亿元,证券市场保证金净流入3598亿元,连续第七周净流入,且流入金额大幅增长,远超前两周不足千亿的流入水平。此外,12月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金余额日平均数持续超过万亿,最新数据为12085亿元。为有统计以来,首个月份保证金日均余额超万亿。分析人士认为,在年末资金面较为紧张的情况下,证券市场保证金流入出现井喷,交易结算资金日均余额持续高位。一方面是由于本轮最大规模新股开始密集申购,另一方面与股市活跃度提升有关。

每日综述:本周股市大跌,印证了资金流入放缓趋势,这和目前市场流动性紧张是相互对应的。尤其是目前美元指数气势如虹,人民币贬值预期抬头,引发境内外利差套利的资金外流,境内流动性会更加吃紧。股市因此暴跌,也是情理之中。问题是中国央行不可能坐视不管,否则那也太不负责任了。无论从“热钱池”理论,还是从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央行全面降准降息的决定,几乎是如箭在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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